蛋壳乾坤：近代中国鸡蛋是如何走出国门的？

“现在是国家艰难的日子。我们的国家就像襁褓中的弱小婴儿，正面临病毒从四面八方的攻击。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在不利的环境下把他养大”。

“在改善经济和增加政府税收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必须扩大贸易。西方国家既然想买鸡蛋，我们便卖给他们，赚他们的钱！让我们把蛋业变成中国收入的重要来源吧！”

——股东郑奎元、刘泉皋在承余公司开张典礼上的发言，1916年

中国近代蛋业没有按照列强预设的“脚本”发展，即外商负责深加工和垄断国际贸易，华商则仅发挥其本土优势，负责从产地收购鲜蛋。在保卫蛋品出口利权、争取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高的产业链利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主体是先后是成立于1916年的“承余顺记公司”，以及成立于1923年的“茂昌公司”，后者是前者的延续与进化。

在讲述这两家公司之前，它们背后的灵魂人物无法绕过：出身于浙江农家的养鸡少年——郑源兴。几十年中，郑源兴从慈林村的一户灾民之家走出，从一名蛋行学徒成长为蛋业跨国巨头的缔造者，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永远装放得稳妥

郑源兴（1891～1955），字福明，生于浙江奉化慈林村的一个普通农家。1900年前后，童年郑源兴与姐姐在家中养鸡，两三年后姐姐出嫁，郑源兴还是在家里养鸡，他的后人认为“这是源兴蛋业的开始”。

1904年，奉化旱灾严重，村民生计断绝，生活异常艰难，郑源兴跟随在上海弄堂做摊贩生意的舅父赴上海谋生。他先是做舅父的帮手，后进入菜市街金记蛋行做学徒。

在做学徒阶段，郑源兴非常刻苦，也颇有天资。他不仅自学文化知识，对鸡蛋买卖相关的各项业务学习得更是用心。在做学徒阶段，郑源兴学会了让其受益终生的本领，比如识别好蛋与坏蛋、保存鲜蛋最好的方法、腌制咸蛋和皮蛋，当然也包括做鸡蛋生意的本领与眼光。据其孙女郑美珠和茂昌公司职员袁巨高的回忆，“他一手可以从鸡蛋篮子中抓起六枚鸡蛋”。笔者试过，发现这需要高超的技巧，好奇的读者也不妨一试（需要迅速、一次性用一只手抓取6枚鸡蛋，而且不弄破蛋壳）。当然，这只是郑源兴学徒生涯练就的高超技艺之一。

由于郑源兴做事勤奋、好学、用心、品行端正，深受正直的金记蛋行老板金先生喜爱（出于敬重，郑源兴从来不提他的全名，因此金先生的全名在相关材料里也阙如）。金老板把他做生意的全部经验和商业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郑源兴，郑源兴对其也倍加敬重。

1906年，15岁的郑源兴学徒期满，由老板金先生介绍到当时规模最大的天童路“郑源泰蛋行”工作。从那时起，郑源兴的领导才能、创新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充分彰显，而这也是他在后来将其企业家“非职权影响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基础。

郑源兴精明干练、胆大心细，又肯吃苦，因此深获店主信任，不久便被提拔为副经理。这一时期的材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为加强对郑源泰蛋行的管理，郑源兴制定了几条新店规，因此得罪了同行，工作一度难以开展。

不过，郑源兴的精明、干练、勤奋还是使其很快在上海蛋业中崭露头角。1910年，郑源兴被郑源泰蛋行隔壁的“朱慎昌蛋行”（或作“朱顺昌蛋行”）的朱阿九请去做经理，并借给他400元，用于入股。从此，郑源兴成了主持朱慎昌蛋行的小股东。时值辛亥革命前夕，郑源兴年仅20岁。

1911年4月，中国同盟会组织了黄花岗起义，被清廷任命为两广总督兼广州将军的张鸣岐出兵镇压。惨烈的战斗波及面广，社会秩序大乱，长江上的交通陷入停顿。所有蛋业的大商号，包括外商在内都受到了影响。金先生告诉郑源兴外商计划向黄河支流地区扩展，因为长江沿岸有太多劫匪集结。于是郑源兴到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的一些城镇进行考察，看看有什么机会。同时，郑源兴替新店东建立了一套临时制度，让农村个体户或合营的养鸡户，可以把鸡蛋交到距离最近的当地指派收购员，换取等值的物品。他们可以换取食物、生活必需品或金钱。养鸡户都庆幸鸡蛋还有销路。郑源兴开创了到产区收购鲜蛋的先例。

1912年，在金先生的支持下，郑源兴在上海外滩北黄浦江边创办了“源通蛋行”，并发展出了自己的务实主义商业哲学。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郑源兴不再像很多同行一样，把洋人视为敌人，而是视为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跟他们做生意。他认为，从外商手中争取利权与商业合作并无矛盾。郑源兴的这一理念也是受他的商业导师金先生的影响：“金先生相信外国人中有好有坏，应该跟好的交易，避开坏的。源兴认为应该利用洋人，不管好坏，以寻求中国人的利益。他不想让洋人按原有的想法来占中国人便宜。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会带领同胞去争夺。他不能袖手旁观让洋人践踏华人。虽然赤手空拳，基础薄弱，且蛋行刚开始营业，他还是准备跟外国蛋商搏斗。”

为了将生意做大，郑源兴从他的老家奉化慈林村招募了一些青年，花了很多时间训练他们，并教导他们从事蛋业“要有耐心”，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他的忠实员工。由于经营得法、积极进取，郑源兴的鸡蛋“永远装放得稳妥，新鲜出售，送货快捷”。为了扩充鸡蛋来源，“源兴又在长江中游增加货运，在上海也增加客户，尤其是在英法租界，那里不受中国内战的干扰，消耗量稳定。因为他能够保持鸡蛋新鲜，价格低廉，大量购买还有折扣优待，兼且送货快捷，因此客户急速倍增。不久，他已经是英法租界餐厅最受欢迎的鸡蛋供应商”。

生意红火引来了敌人，发生了外商用“盘外招”恶性竞争的“撞船事件”和“霉菌事件”。1913～1914年，郑源兴的蛋船在黄浦江上被不知名的外国轮船连续撞翻两次，损失很大。在第二次被撞时，正在船里的郑源兴看到一个长着绿眼睛、黄色卷发的头颅从大船窗口探出来窥视，对着他们轻蔑地冷笑。郑源兴记下了这个外国人，心里发誓：我会找到那洋人，按他国家的法律跟他算账。值得一提的是，后续处理被外国轮船撞坏的鸡蛋、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损失的止损经历，也使郑源兴认识到了对蛋品进行深加工的意义，决定终有一天要设计一个方法，让破蛋也可以卖钱。翌年，他研究生产出干蛋制品。

在第二次被撞的几个月后，源通蛋行的店里存货发霉，霉菌迅速蔓延，布满箩筐和纸板。郑源兴仔细检查后说：“上海因为靠海，这些都是本地霉菌，不是由产地带来的。”长霉菌的鸡蛋显然没法卖了。他到别家店铺查看时发现，其他人的鸡蛋并没有问题，只有他的鸡蛋发霉。郑源兴因此知道，自家的霉菌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使的手段。

由于留下的线索不多，郑源兴及源通蛋行的职员一时难以找到那个外国人及其所属的公司，也无法查出何人让他的鸡蛋发霉。于是，郑源兴放下查找敌人这件事，到河南、山东等地做了一次蛋业调查，并与那里的蛋商签订收购鸡蛋的合同，更重要的是他想到了一个新的商业计划，以及找出敌人的方法。

郑源兴回到上海后首先拜访了其他中国蛋商，告知他们在黄河沿岸和河南、山东两省探得的货源情况，随后也去拜访了一些外国蛋商，提出新的商业合作计划。根据郑源兴的回忆，拜访外商的意外收获是搞清楚了“撞船事件”和“霉菌事件”背后是谁在捣鬼：“所有接待他的蛋商都是副经理或高级职员，只有一间正在开展蛋业、规模比其他英美洋行小但被视为明日之星的德国洋行，却让门卫把他挡在门外。”郑源兴顺势查明，那个长着绿眼睛、黄卷发的男子是个德国人，就是这家德国洋行的职员，而且“霉菌事件”也与这个德国人有关，是他设法买通了源通蛋行里的一名年轻职员，让他在源通蛋行散布霉菌。

此时，这家德国洋行的经理仍对此毫不知情。他问郑源兴，为什么所有蛋商都收到了郑源兴新的商业计划，唯独自己没有，郑源兴才把“撞船事件”和“霉菌事件”告诉了他，那位搞小动作的德国职员受到经理的严厉斥责，被调离中国。“这是源兴第一次把洋人打倒。”

除了这个收获以外，郑源兴的合作提议却没有被外商采纳。他提议中外蛋商合作，一起在黄河流域大量收购鸡蛋——外商提供货运设施，华商负责联络村民。他用从村民处得到的合同来证明方法可行。郑源兴的提议在上海中外蛋业同行中得到广泛的讨论，虽然得到了不少华商的支持，但没有得到大多数洋行的认真考虑，“因为洋人可以雇用中国职员负责联络，华商也不信任由洋人运货”。

然而，拒绝合作不代表郑源兴提议的做法不可行。在郑源兴1914年的这次业内倡议后不久，和记洋行独自发展出了货源组织网络，“英商和记洋行很快便在那一带地方独自发展起来。究竟他们是在源兴建议前已经设计了这个计划，还是把源兴的想法借为己用，那就不得而知了”。至迟从1914年开始，南京和记洋行就派人至产区直接采购鲜蛋，这从该年5月5日《时事新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英商和记洋行赴国税厅呈诉在江北收买鸡鸭蛋千万枚，经过厘局各卡，税率不同，捐票所填钱数，与所完钱数不同，请改办认捐，蒋厅长批准洋行专认。”

虽然此次没有达成合作，凭借着新商业计划表现出来的眼光，一些英美商人开始对郑源兴尊重与信任起来，他们愿意跟他谈论生意，也愿意跟他交易。不过，由于担心郑源兴借助新商业计划控制货源而做大，外商始终不愿意与郑源兴进行深入的分工合作。

既然没有外资蛋商乐意按照建议跟他合作，郑源兴开始独立地在河南、山东等地开展他的鲜蛋收购计划。“他首先联络上由他协助建立的鸡场，并在其附近寻找更多鸡场。然后，像在长江沿岸一样，设立收购站。农民和收购员指引他用古运河路线，沿着只有本地人才熟识的水道，从河南、山东把鸡蛋运到上海。为此，船只要改装成比在长江上行驶的船还小”。在靠近铁路的一些地区，郑源兴还利用快捷的铁路运输他收购的新鲜鸡蛋。由于郑源兴收购鸡蛋的地区广、渠道多，运输又跟得上，“不久，他的存蛋量已经超过上海的消耗量”。

没能与外商建立紧密的合作，但是一般的商业交易还是开展了起来。1914年前后，郑源兴开始打算把鸡蛋外输英国。他向外商展示了贸易数字庞大的账目，随即得到了和记洋行副经理的同意，和记洋行成了源通蛋行的主要客户，但双方一开始的合作并不顺利。

和记洋行向郑源兴投诉，说他没有将鸡蛋好好地装箱，不仅使鸡蛋易碎、易腐坏，而且浪费了不少装船的空间。对此，郑源兴与纸箱供货商连夜商议改善的办法。一种新的纸箱被设计出来，能把鸡蛋装得更稳当，更节省空间，比外商常用的纸箱还要好。很快，几乎所有的外商都使用了这种新设计的纸箱。

纸箱问题解决以后，和记洋行又对郑源兴提供的鸡蛋是否“适合食用”产生了怀疑。为了消除和记洋行的疑虑，郑源兴免费给和记洋行伦敦母公司联合冷藏公司运送了一大批鸡蛋，以证明他提供的鸡蛋绝对可靠、“适合食用”。这批货物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被送到了伦敦，“总公司认为源兴的鸡蛋跟他们自己的无异”。

这些早期事迹使郑源兴得以在上海蛋业立足，并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基础。在中外同行看来，这个来自宁波的年轻人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可信的商人。这种口碑，对郑源兴后续的资金筹集和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参战各国忙于战事，国内食品物资比较缺乏，因为蛋及蛋制品能够充作军粮，因此对其需求激增，中国蛋业由此进入全盛时期，中外蛋厂纷纷设立。而一些德商等外商的撤离，使华商蛋厂增至100多家。

1918年，郑源兴独自在黄浦路百禄坊的过街楼上，靠几只钵斗和几个工人，加工试制咸鸡黄，这是他决心办厂的起点。后来传说“茂昌是由三只钵斗起家”，“或即渊源于此”。同年，郑源兴也适时地设立了蛋厂，制造干蛋，售与上海各洋行。然而办蛋厂不是“三只钵斗”那么简单，而是需要资本支持，尤其是信贷支持。向郑源兴提供这种关键支持的人是银行家陈光甫。他是近代史上重要的银行家，创办了民国第一家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当时的商界、金融界乃至政界都有很强的影响力。

陈光甫（1881～1976）是江苏镇江人，12岁在汉口的一家洋行当学徒，业余勤奋学习英语，后通过其岳父的举荐，得以被署理湖广总督端方注意到，被派到美国参加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当“赛品员”，负责展示推广中国商品。在美国，陈光甫与正在耶鲁大学读硕士的孔祥熙成为好友。陈光甫也正是受孔祥熙的激励，下定决心在美国从高中读起，并成功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录取，成为那里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陈光甫毕业后在美国银行实习。回国后，1911年进入银行界工作。1915年发起成立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陈光甫素来抱有支持工商、实业救国的宏伟理想，他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幕式时的致来宾词中就强调了银行辅助工商业的重要性，“一国工商业之发达，全恃金融机关为之枢纽，我国商业凋敝，其故即因金融机关阻滞之故。吾人从此次欧战所得之教训可知；一国国民若无志力识力者，殊不能立足于二十世纪之竞争世界，我国实业尚在幼稚时代，欲培植之，启发之，不可无完善之金融机关。本行宗旨注重储蓄，其目的在辅翼，中国、交通两银行而为其补助机关”。本着银行业应该“服务社会”“联络工商”“扶助工商”的口号，陈光甫主持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力向民族工业放款，支持其发展。

郑源兴的精明强干和诚信精神，使其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与支持。“新银行的总经理陈光甫是个能干而且有远见的人。他了解源兴，知道他跟别的大企业家一样，需要资金周转和投资。他给源兴在财务上的支持比洋人的多，贷款期亦更长。”“‘你想干便去干。只要我的职位不变，我会尽力支持你。让我们一起建设新中国’，他跟源兴握着手含着泪说。他们见面和交谈不多，但源兴知道陈光甫是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有了实力雄厚的银行家的鼓励与支持，郑源兴的生意更加顺利，鸡蛋收购中心的数目也日益增多，客户网覆盖了上海周边的好几个省份。郑源兴在各种阻碍与困境中的表现，加上外有银行界的奥援，使上海最受尊重的蛋商都逐渐认识到与他合作的价值。因此，在1916年八家口岸蛋行联手成立的承余公司中，郑源兴虽然是资历尚浅的年轻商人，却能够被公推为经理。

二、宁波籍蛋商中的耆老与先驱

如前所述，外商在中国广设蛋厂，对鸡蛋的需求十分大。为了满足大规模生产所需，步郑源兴后尘，外国蛋商也纷纷派人到产区直接设庄采购鲜蛋。在兴旺时期，南京和记洋行所设蛋庄将近150处，汉口和记洋行所设蛋庄也有50多处。天津和记洋行在华北所设蛋庄有130多处，几乎垄断了华北地区的鲜蛋收购。

外商绕过华商蛋行大肆收买鸡蛋，冲击了清末以来华商发展的蛋行网络，严重影响了中国蛋商的利益。为了挽回利权，华商开始走向联合，试图通过联合同业的方式应对来自外商的挤压，其中上海颇有实力的八家口岸蛋行成立的上海“承余顺记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916年，上海颇有实力的八家“口岸蛋行”的宁波籍蛋商——“新记泰蛋行”的郑奎元、“朱顺昌蛋行”的郑源兴、“协记蛋行”的刘泉皋、“介顺记蛋行”的楼其樑、“郑源泰蛋行”的郑兴炎、“郑恒记蛋行”的郑方正、“董源兴蛋行”的董佑章、“永泰蛋行”的杨久和共同出资两万元，合组“承余顺记公司”。公司地址位于上海黄浦路36号，合力为中外蛋厂供给鲜蛋。

此时的郑源兴尽管已经颇有名气，但仍谈不上成为商业领袖。在新组建的承余顺记公司中，声望最著者另有其人。

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上海、汉口等城市规模的扩大，人们对鸡蛋的需求日益增长，蛋行业也随之兴盛。在上海法租界菜市街、虹口天潼路、南市十六铺、北市三茅家桥等一带多有蛋行设立，且经营蛋行者多为宁波人，他们眼光开阔、善于经营，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蛋业的中坚力量。其中很多人是郑源兴的重要支持者和帮手。

当时有一位蛋业前辈楼其樑（1840～1932），浙江镇海人，是上海蛋业著名的领袖，早年开有介顺鱼行与介顺蛋行。楼其樑长期担任上海蛋业公所的总董、上海县商会副董、上海敦义堂腌腊业公所的副董等职。

楼其樑“乐善好施，素行善举”，为社会各项慈善事业颇多捐助。例如，1920年，上海蛋业公所、承余顺记公司与众亲友为其举办八十寿诞，他将所收的礼金1000元分别拨给华洋义赈会、沪南神州医院、镇海同善医院、普善材会等作为公益费用。1922年，楼其樑与同业董佑章、郑奎元、刘全皋、郑源兴、朱友生、郑方正、杨久和、郭小泉、刘颐云等在上海南市创办乙种商业学校及附属义务国民学校，“完全由该堂（承余堂）设立，贫民弟子概不收资，提出市房数幢以固基金”。1925年，楼其樑捐资“四五万金，浚治镇海北大河及其支河七八处，乡人至今，称道弗衰”。

1922年，茂昌公司成立之时，楼其樑被推举为公司董事长。1927年，以“年事过高，自请退让贤路”，请辞董事长职务。1930年，作为宁波帮的“九老”之一，上海各界为其举办了盛大的九十寿诞。“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氏，以楼君耆年硕望，巍为四明人瑞，特亲笔书‘仁者寿’三字匾额赠之。”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以楼君耆年硕望，堪为乡里表率，为题‘蛟门人瑞’四字，由杭寄沪，藉申庆祝”。楼其樑将此次过寿礼金捐出以治理家乡河道。“而旅沪同乡以楼君此次寿仪，悉数移充治河之费，热忱公益，至足钦佩，输款者甚为踊跃云”。由此可见，楼其樑看重乡谊与公益，是当时宁波商人的精神领袖之一，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宁波籍商人与南京国民政府沟通纽带的关键人物。

宁波籍蛋商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郑奎元，他是业内较早地用轻工业思维重新审视蛋业的人，也是较早与外商展开系统合作的人。郑奎元出生于浙江镇海，其先人以商业起家。小时候在咸鱼行“学业”，年龄稍长，任上海“新记泰蛋行”经理。1915年前后，海宁洋行在中国收购鲜蛋，试办鲜蛋装箱出口业务，郑奎元“遂脱颖以出，策划其间，多方贡献，确立基础”。1916年，“郑源泰蛋行”与“新记泰蛋行”并股于“源泰蛋行”，郑奎元出任该行经理。此时，装运鲜蛋出口，还没有冷气轮船设备，每在十一月下旬鲜蛋来源稀少时，郑奎元苦心经营，竭力推广，吸引外埠蛋源，使一些地方的鸡蛋贸易开始兴起，如芜湖、安庆、泰州等地，“渐知蛋业可为”。源泰蛋行采办的鲜蛋供给海宁洋行、麦天生洋行、来生洋行、泰和洋行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蛋粉工业兴盛。郑奎元不满足于仅为外商供给鲜蛋，于是在苏州河畔创设蛋粉厂。他还设法倡导国人注意养鸡事业，使国内商人用轻工业的思维去看待蛋品，而不是继续将其视为“轻微副业”。1916年，郑奎元与郑源兴等人合组承余顺记公司，任公司经理。

除了郑源兴、楼其樑、郑奎元三人外，合资创办承余顺记公司的还有郑星炎、董佑章、杨久和、刘泉皋、郑方正。令人遗憾的是，关于郑星炎、董佑章、杨久和的相关史料非常有限，不能概其全貌。而关于刘泉皋、郑方正的史料相对丰富一点。

其中，刘泉皋是上海的松花蛋巨子。他是浙江镇海人，出生日期不详，过世于1932年。《申报》载，1909年刘泉皋与一位名叫费常顺的商人在上海北市三茅家桥合股开办“协记源彩蛋行”。1912年，费氏无意继续经营，于是将其在协记源彩蛋行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刘泉皋，改称“协记蛋行”，为刘泉皋独资开办。其后，该行“专造陈年松花彩蛋，各省均设分庄，并转运国外各地”。1916年，刘泉皋出任承余顺记公司副经理。茂昌公司成立后，长期担任公司常务董事，在茂昌公司创业阶段贡献颇多。

郑方正是郑源兴的挚友，浙江镇海人，生于1894年，卒于1967年，绰号“福将”，经营蛋业40多年，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清末民初，与其兄郑方杏在上海开设“郑恒记蛋行”，该行也颇具实力。1910年以前，与同乡郑源兴相识，并成为终生挚友，两家始终往来甚密，孩子们都在一起成长。郑源兴对这位挚友有如此描述：“方正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可靠的。他为人坚定稳当。有风险的工作我都信赖他去处理。有人说只因为他是福将，但我却认为他警觉性高、判断力强、行事小心。”

1916年，承余顺记公司成立以后，郑方正成为郑源兴的得力助手。1923年茂昌公司成立后，郑方正长期担任茂昌公司的常务董事，将其名下所有收购鲜蛋的“外庄”一律改为茂昌公司的采购办事处。1930年，茂昌公司青岛分厂成立后，长期主持该厂工作，并出任茂昌公司总部副总经理、上海市蛋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上海明德集义善会董事，是茂昌公司的重要人物，也是郑源兴的左膀右臂。

唐鼎臣原为洋行买办，商业天分过人。唐鼎臣是浙江鄞县人，生于1893年，卒年不详。“性豪爽、重信义，幼时颖慧好学。”小时候读过私塾，16岁弃学从商，“因刻苦自励，治事勤奋，升迁至速”。唐鼎臣对经营牛皮、羊皮和蛋品对外贸易“尤多心得”。1919～1920年，曾出任英商来生洋行（Rakusen and Sons，Shanghai）买办一职。其后，唐氏出任美商摩斯洋行买办，“凡所规划，莫不利市三倍”。后在安徽亳州设立“鼎记蛋厂”，专制各类干蛋品运销欧美各国，颇有成绩，据说“（一年时间）获利二十余万银元”。唐氏在中国蛋业颇有声望，被土法蛋厂公会公举为监察委员。唐鼎臣在抗战与国共内战时期，成为郑源兴的得力助手，为公司贡献颇多。

在承余顺记公司的开张典礼上，股东郑奎元对大家说：“现在是国家艰难的日子。我们的国家就像襁褓中的弱小婴儿，正面临病毒从四面八方的攻击。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在不利的环境下把他养大。”郑奎元在上海蛋业中颇受人尊重，他的话对年轻人有指导性的意义。另一位资历深、地位高的股东刘泉皋说：“在改善经济和增加政府税收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必须扩大贸易。西方国家既然想买鸡蛋，我们便卖给他们，赚他们的钱！让我们把蛋业变成中国收入的重要来源吧！”备受郑源兴尊敬的同业领袖、公司股东金先生说：“社会被太多的贪污贿赂所侵蚀。让我们向国民显示出诚实是最好的行事方法。问题总会有不用贿赂来解决的方法。让我们的新公司为所有中国商人树立起诚实的榜样。”

为了使公司适应竞争的需要，上海蛋业领袖楼其樑主张推举年富力强的同行主持公司工作，他说：“新时代需要新方法，我们这老行业和老方法都不足以应付现在的竞争。我们需要坚忍不屈、精力充沛的青年接手扩充蛋业。”在老一辈的支持下，时年25岁，年富力强、勇于创新、已在上海蛋业展现出领导能力和威望的郑源兴被推举为经理，总揽公司全局，他的好友郑方正出任副经理。郑源兴把几位前辈的讲话谨记于心，作为他以后的商业准则。“如果没有这些合伙人忠实坚定的支持，源兴绝不能达到他远大的商业目标。”

三、突围的决心

承余顺记公司成立以后，在股东们的大力支持下，有了新的资本和财务资源的郑源兴可以对一些不友好的银行不予理睬了。在郑源兴的主持下，承余顺记公司很快把简陋但仍然可以使用的码头进行了改建，把办公室和工厂进行了扩充，还加建了一间仓库。很快，承余顺记公司所在地黄浦路36号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地标。承余顺记公司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建有12个大的收购站，都是比较现代化的。承余顺记公司从内地采办新鲜鸡蛋，运到上海，销售给洋商。仓库也改建得更大，足以与外商的仓库媲美。承余顺记公司的鲜蛋不仅供给上海的中外蛋商，还供给南京蛋商。这样，承余顺记公司逐渐使大部分的中国蛋品业务（在鲜蛋采购市场上）从外商转移到华商手上，实现了设立公司的目的。

在主持承余顺记公司期间，郑源兴在上海蛋业中的声望与领导者得以确立，这不仅归因于他勇于创新、化解各种困难的智慧与方法，更重要的是他给合伙人、员工、同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郑源兴给出任承余顺记公司职员的股东开出很高的薪水，也给其他股东相当多的股息与花红。

郑源兴“有钱多分”的理念，一方面是因为承余顺记公司开办的头几年赶上了蛋及蛋品工业兴盛时期，获利颇多；另一方面，与郑源兴的成功经营策略有关。“他相信公司利润不一定来自价格提高，而是有赖于营业额在一段时间内的增长。”

为了能够多买到鸡蛋，郑源兴给鸡蛋收购员的佣金远比外商高，且在议价方面给他们很大的自主权。郑源兴经常劝告收购员对农户慷慨些，因此得到农民的认可，“郑买办当然跟其他的不同。他永远都是通情达理，诚实可靠，又直接坦率，像我们这些勤劳的中国人一样，他从来没有使我们失望。”鸡蛋收购员、农民都愿意与郑源兴交易。“货源多的时候，他用高价拿到最上乘的鸡蛋；货源少的时候，其他商人也许什么货都买不到，但他还是拿到最好的鸡蛋，因为他跟鸡农和收购员有密切可靠的关系。他的生意整年源源不断，不受天气时令的影响，同行里无人能及。”这种“慷慨”既是郑源兴的本性使然，也体现了一种利益绑定的长期商业策略。这种收买鸡蛋的模式，在茂昌公司成立后，一直被采用，成为与外商竞购鸡蛋的优势所在。通过利益分享，加上个人的诚信与魅力，郑源兴在同业中的领袖地位与崇高声望得以确立，也得到了蛋行、鸡蛋收购员和广大农民的支持与信赖。

鉴于承余顺记公司在收购鲜蛋方面实力不俗，英美蛋商此时开始试图与承余顺记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了，改变了郑源兴主持源通蛋行时期，与他只交易、不合作的策略，开始提出由承余顺记公司为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鲜蛋，同时试图通过业务捆绑来控制承余顺记公司的业务。

例如，和记洋行在汉口、南京设有冷藏仓库，但在上海没有冷藏仓库。他们发现在产区处理鲜蛋，要比沿着长江运到上海再进行处理要容易许多。如果承余顺记公司能够给它们提供大量鸡蛋，在上海设立冷藏厂便是经济的。“现在承余差不多有一百个分布在中国中部和东部的收购站供应鸡蛋，这就是和记洋行所虎视眈眈的。”承余顺记公司的这种鲜蛋收购能力，使和记等洋行既忌惮，又忍不住想与之合作。

1918年前后，以南京和记洋行为代表的外国蛋商邀请郑源兴，请他把承余顺记公司收购的鲜蛋送到他们的工厂里冷藏，以便连同他们自己的蛋制品一起运到海外市场销售。针对南京和记洋行提出的合作邀请，郑源兴跟承余顺记公司的股东商讨了一番，他们普遍表示了各种担忧。

“如果他们像以前般设计害你怎么办？”

“他们可以给你一仙（先令）而在英国卖十仙，你也永远不会知道的。”

“把鸡蛋交给他们包装无异于把命运交到他们手上。如果他们搅得一团糟怎么办？”

“从中国长途运到英国，冰块不会融化吗？还有，苏伊士运河可以随时关闭，运输时间要延长，鸡蛋必然变坏。”

“他们一定会要你花很多工夫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将会严苛而不切实际”。

经过慎重考虑，承余顺记公司最终没有答应和记洋行的合作邀请。

尽管承余顺记公司在鲜蛋收购方面具有优势，但外商在内地大量收购鸡蛋，使承余顺记公司的鲜蛋收购业务仍然承受很大压力。为此承余公司苦思应对之道，最后决定自己设厂加工冰蛋，并直接出口外洋。郑源兴等人慨然表示：“外商可在我国设厂直接采购鲜蛋，我华商何独不可以自己设厂向外推销？”应该说，此前股东会上各人的担忧，已经体现了宁波籍蛋商的高远志向，并不满足于供货和获取产业链利润的一小部分。郑源兴的这一豪言壮语，体现的是承余顺记公司打破外商垄断冰蛋生产与出口、突围出去的决心。

不过，要涉足冰蛋生意，需要先有制冷机。

在1919年之前，英国和记洋行、培林洋行，美国班达洋行都已经使用成熟的冷冻冷藏技术，可以把大量的鸡蛋冷冻成块，运销海外市场。对此，郑源兴与承余顺记公司的股东十分羡慕。冷冻和冷藏能力，是进军冰蛋国际贸易的前提。

1919年，郑源兴计划建立承余顺记公司自己的冷藏系统，并编写了预算和投资建议书。郑源兴为此向股东们多次征询意见。听过郑源兴拒绝英美蛋商建议、要自己建立冷藏系统的理由后，大多数股东表示：“我们同意应当建立自己的冷藏系统，无须把鸡蛋送往外国商户。是时候独立了。洋人不再是高高在上，让我们跟他们平起平坐吧！”楼其樑率先提出公司集资方案，表态增加他的个人投资。股东们花了不少的时间筹措资金，按照新投入的资金比例，重新分配股份。但并不是所有股东都对冷藏事业的前景看好，有因此选择退出承余顺记公司的，比如有股东1921年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启者，本号前摒股承余顺记鸡蛋公司，已历五载，现因无意经营，将该公司所摒股银及应得余利、一切账目，凭中照数算清，立有推据为凭。自本年端节以后，该公司一切营业进出，人欠欠人，概与本号无涉，特登申、新两报声明。民国十年五月，丰茂蛋行启。

1920年前后，海宁洋行在上海建立冷藏仓库，郑源兴大为羡慕，进一步坚定了建设冷藏仓库、进军冰蛋行业、突破外商垄断、开展国际贸易的决心。

郑源兴试验各种方法，制造不同形式适合英国需要的蛋品：干全蛋片、干蛋白片、干蛋黄片、冰全蛋、冰蛋白、冰蛋黄、蛋白粉、蛋黄粉、蛋全粉等。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冷藏技术和设备。

1922年，在郑源兴的主持下，承余顺记公司委托是年刚刚成立的美商大美机冰厂加工10吨冰蛋，并委托英商洛士利洋行试销。洛士利洋行“认为质高价廉，愿为经销”，试销结果令人满意。为此，郑源兴和承余顺记公司股东们“增加了经营信心”。

在与外商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郑源兴练就了准确判断国际市场前景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出超强的自信心与智慧。凭借成功的商业运作，郑源兴建立了成熟的、可与外商抗衡的鲜蛋收购网络，也初步突破了进军下游深加工的技术、工艺问题。这些前期的铺垫，是郑源兴提出“我华商何独不可以自己设厂向外推销”的底气所在。

（本文选摘自《蛋壳乾坤：一家中国企业的全球突围（1923~1949）》，张跃、周建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